第276章 《方言复魅与地域的抒情》(第3页)

从语言政治角度看，粤语诗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抵抗行为。在全球化和普通话推广的双重压力下，粤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。树科选择以粤语书写大湾区，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"沉默者的发声"，这与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·阿切贝坚持用英语写作非洲故事具有相似的文化策略——都是通过语言选择来确认文化主体性。所不同的是，树科面对的是内部的语言权力关系，他的写作既是对岭南文化的致敬，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扞卫。

《大湾区嘅春天》的审美价值在于，它通过方言的"陌生化"效果刷新了我们对熟悉景观的感知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，艺术的目的在于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感觉，而树科的诗恰恰通过粤语特有的表达方式，使我们重新"看见"了大湾区。那些在普通话写作中可能沦为陈词滥调的意象（白云山、珠江），在粤语的浸润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。

在更广阔的诗学视野中，树科的实践提示我们：方言不是标准语的低级变体，而是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表达系统。正如巴赫金所言，语言实际上是"多种方言的集合"，每种方言都承载着独特的世界观。《大湾区嘅春天》的成功之处在于，它没有将粤语作为地方色彩的简单点缀，而是作为诗歌思维本身，作为感知和表达世界的根本方式。这种对方言诗学可能性的探索，对于打破当代汉语诗歌的同质化倾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

当诗人"企喺摩星岭，又望摩星岭"时，他不仅是在观察地理景观，更是在进行一种文化的自我指认。通过粤语的诗性力量，树科将大湾区从一个行政概念转化为一个情感共同体，将珠江三角洲的地理空间转化为可以栖居的诗意空间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大湾区嘅春天》不仅是一首描写地域风光的诗歌，更是一首关于如何用方言思考、感受和歌唱的元诗歌。它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春天不仅存在于自然界的更替中，更存在于语言的重生和文化自信的复苏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