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章 元世祖改制立制(第3页)

比如科举制度，汉人盼了几十年，忽必烈直到晚年（1291年）才下诏准备开科取士，结果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（真正开科是元仁宗时期）。他宁愿重用色目人（如阿合马、桑哥）管财政，也不让汉人掌握实权——因为色目人大多是商人出身，只会算账，不会造反，不像汉人动不动就讲"忠君爱国"那套。

再比如户籍制度，元朝把人分成四等：蒙古人、色目人（西域各族）、汉人（北方汉人、契丹、女真等）、南人（南宋遗民）。四等人的权利天差地别：蒙古人杀了汉人，最多赔头驴；汉人杀了蒙古人，全家都得偿命。这种"民族隔离"政策，虽然暂时稳住了蒙古贵族，却为后来的红巾军起义埋下了伏笔。

最有意思的是"纸币"。中统元年（1260年），忽必烈发行"中统元宝交钞"，规定用这纸币可以交税、买东西，和银子等值。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想法，因为欧洲人还在用金币银币。可到了晚年，朝廷花钱太狠，不停地印纸币，结果纸币越来越不值钱，老百姓宁愿用粮食换东西，也不用交钞。因为早上能买一头牛的纸币，晚上只能买一只鸡。

至元三十一年（1294年），忽必烈在大都去世，享年八十岁。他一辈子都在和两种力量较劲：一种是蒙古贵族的守旧势力，一种是汉儒的"全盘汉化"主张。他想在中间走出一条路，结果却像个走钢丝的人，累得够呛。

他的改革，成功了一半，也失败了一半。成功的是，他建立的行省制、驿站制、中央官制，让元朝这个多民族帝国能正常运转；失败的是，他没能解决民族矛盾、财政危机，尤其是晚年重用奸臣桑哥（色目人，因贪污被处死），搞得朝堂乌烟瘴气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

有个叫程钜夫的汉人官员，在忽必烈去世后写了篇文章，说："陛下一生，学汉法而不泥汉法，用旧俗而不固旧俗，虽有小过，终为一代贤君。"这话也算中肯。

忽必烈的改革，就像给蒙古帝国换了个"发动机"——把草原游牧的"马力"，换成了农耕文明的"内燃机"。虽然这台发动机时不时出故障，但毕竟让元朝跑了近百年。要是没有这些制度，恐怕蒙古人早就被汉人赶回漠北放羊了。

很多年后，朱元璋推翻元朝，看着忽必烈留下的那些制度，嘴上骂着"胡虏"，手里却照单全收——行省改成了"承宣布政使司"，换了个名字而已；驿站制度原封不动地保留；甚至连纸币，明朝也接着用（虽然也没用好）。

这大概就是历史的有趣之处：你可以骂你的前任，但该学的本事，一点都不能少。忽必烈要是泉下有知，估计会笑着说："你看，朕的制度，还是管用的吧？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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