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2章 《反诘诗学与存在之思》(第2页)

诗歌最后两节的重复修辞构成全诗的高潮："我真嘅真嘅真真嘅/各有各嘅，各有各各嘅/各各嘅不幸/各各嘅幸福……"这里通过"真"字的三次叠加（真嘅→真嘅→真真嘅）和"各"字的渐进重复（各→各各→各各各），形成了声音和意义上的双重强调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指出，诗歌通过"陌生化"手法打破自动化感知，树科这种刻意为之的重复叠加正是典型的陌生化处理，迫使读者停下惯常思维，重新审视"幸福"与"不幸"的辩证关系。诗句表明，幸福绝非均质化的普遍体验，而是高度个体化的存在状态；不幸与幸福也非二元对立，而是相互渗透的复杂整体。这种认知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观点相呼应——人的存在先于本质，每个人的幸福都只能由其在具体情境中的选择和实践来定义。

从诗学形式上看，《我嘅幸福》采用了典型的反诘体结构，全诗由五个问题组成，却无一处直接作答。这种反诘诗学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"问而不答"传统（如屈原《天问》、李白《把酒问月》）形成跨时空对话，同时也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"不确定性"原则（如里尔克《杜伊诺哀歌》中的开放式追问）遥相呼应。诗人通过拒绝给出确定答案，维护了幸福这一概念的诗性神秘，抵制了任何简化的定义尝试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言："诗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。"树科的粤语诗同样暗示：幸福就是在定义中失去的体验。

从方言诗学的角度看，树科选择粤语作为表达媒介具有深刻的诗学意义。粤语作为汉语族中的独特方言，保留了丰富的古汉语元素，同时又吸纳了外来文化影响，其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系统都与普通话形成显着差异。诗人运用"唔"、"咩"、"?"等粤语特有词汇和句末助词，不仅增强了诗歌的口语化和地域特色，更重要的是，通过方言的"少数语言"地位（借用德勒兹的术语），挑战了标准语对情感表达的垄断。幸福作为一种内在体验，本就难以用规范化的主流语言充分表达，而方言的运用恰恰为这种表达提供了更为贴切的语言载体。香港诗人也斯曾指出："方言诗能够说出普通话无法说出的东西。"树科的实践再次证明，某些情感和思想只能在特定的语言土壤中生长。

从主题发展来看，《我嘅幸福》呈现出从外向内、从普遍到特殊的思维轨迹。诗歌始于"他人问我"，经过"我问他人"，最终抵达"各有各的"个体认知，这一过程恰似现象学"回到事物本身"的还原方法——悬置关于幸福的既有观念，直面幸福在个体经验中的显现方式。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名言"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，必须保持沉默"在此得到诗意的转化——树科通过展示幸福的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，暗示了幸福本质的不可言说性，而这种展示本身就成为对抗概念固化的诗学策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