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4章 《方言诗学的突围与坚守》(第2页)

二、口语化表达中的情感张力与语言暴力

“我噈喺想讲白话啫，嘟想 / 用粤语啲中文、汉字 / 写下自己心度嘅事情……” 诗中连续使用 “噈喺”“啫”“嘟想” 等粤语口语词，将日常对话的随意性转化为诗歌的直接性。这种不加修饰的语言风格，如同岭南的阳光般炽热直白，消解了传统诗歌的距离感，使读者仿佛置身于诗人的私人话语空间，真切感受到其渴望表达的迫切心情。

然而，这种自由表达却遭遇现实的阻力。“我嘟知，家阵阴谋论肆意 / 而家冇边个冇得篱笆……” 诗人敏锐地捕捉到当下社会中无处不在的语言审查与话语霸权。“阴谋论” 与 “篱笆” 的隐喻，暗示着语言表达的空间被无形的权力结构所规训。当粤语诗被贴上 “争夺话语权” 的标签，方言书写的纯粹性被政治化解读，这种来自外界的暴力评判，恰如本雅明所说的 “语言的堕落”—— 语言不再是思想的载体，而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。

三、语言冲突背后的身份焦虑与文化认同

方言的式微本质上是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具象化表现。在 “煲冬瓜”（普通话）的强势语境下，粤语书写常被视为 “小众”“非主流”。诗人以反讽的口吻写道：“我噈算系用粤语字写下诗 / 嘟要评论我同‘煲冬瓜’/ 争夺乜鬼、乜物话语权”，辛辣地批判了语言中心主义的傲慢。这种将方言与普通话对立的思维模式，实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粗暴简化。

霍米?巴巴在《文化的定位》中提出 “混杂性” 理论，强调文化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本质，而是在差异与碰撞中不断重构。粤语诗的存在，正是对单一文化身份的解构与超越。它既保留着岭南文化的根脉，又以开放的姿态与主流文化对话，展现出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包容性与生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