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0章 《边缘者的情诗》(第3页)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方言拟声词和语气词的使用。"嘟"、"噈"、"哈"等字没有实质语义，却承载着重要的情感功能和节奏功能。这些词在标准汉语诗歌中通常会被视为"不雅"而剔除，但树科却大胆保留，甚至强化其表现力。这种语言选择实际上是对诗歌雅俗界限的挑战，与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提出的"狂欢化"理论遥相呼应——通过引入市井语言的粗粝活力，打破精英文化的一本正经。

五、地域文学的普遍意义

《我情愿嫁俾一个孤儿仔》虽然植根于粤语文化土壤，其揭示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意义。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，地域与阶层的双重边缘化已成为普遍现象。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指出，当代社会正从"金字塔"结构转向"中心—边缘"结构，越来越多的人被甩出主流社会圈。树科诗中的"孤儿"意象，恰是这些社会"被甩者"的绝佳隐喻。

这首诗的地域特质非但没有限制其普遍性，反而通过"具体性"达到了更广泛的共鸣。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言，真正的普遍性必须通过"地方"的窄门才能到达。树科对粤北韶城特定人群的描绘，恰恰揭示了当代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：阶层固化、资源分配不公、文化资本垄断。诗中"孤儿"与"少爷小姐"的对立，实际上是整个后改革时代中国社会分化的缩影。

从文学史角度看，树科的粤语诗歌实践延续并发展了自黄遵宪"我手写我口"以来的方言诗歌传统，同时注入了当代批判意识。与20世纪80年代"朦胧诗"的精英主义倾向不同，树科选择向下挖掘，从方言和市井生活中汲取反抗能量。这种取向与近年来"底层文学"的兴起相呼应，但树科避免了多数底层文学作品的直白控诉，而是通过诗性转化实现了更持久的美学抵抗。

《我情愿嫁俾一个孤儿仔》最终超越了一首情诗的范畴，成为一曲边缘者的文化抗争宣言。通过粤语方言的诗性运用，树科不仅保存了一种濒危的语言记忆，更为所有被主流话语压制的声音提供了发声模板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首诗实现了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所期待的"翻译"功能——让被历史遗忘者的微弱声音重新被听见。当抒情主人公高喊"我嫁哈，噈嫁孤儿仔"时，她实际上是在宣告：边缘不是缺陷，而是另一种完整；弱势不是耻辱，而是另一种骄傲。这种宣告，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诗性正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