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7章 成于大都(第2页)

“更有甚者，”王某续曰，“某夜有衙役数人，突至工坊，言‘有人首告尔等偷税’，锁拿账房而去。吾往衙署疏通，典史曰：‘尔坊月产几何，吾已知之。欲了此事，需纳“销案银”二百两，否则按律治罪，工坊封门。’吾知其无据，然彼等手握刑具，吾等商贾，安能与刀笔吏争？只得罄囊以付。后闻此辈常以‘首告’为名，讹诈乡企，县令素知而纵之，盖分其利也。”

李某骇然曰：“世间竟有此等事！若于乡邑设企，竟如羊入虎口耶？”

王某曰：“此非独某县为然。凡小邑之地，官权少束，吏胥多贪，其弊有三：一曰‘吃拿卡要’成风。彼等视商贾为‘肥羊’，初以‘照章办事’为名，继以‘灵活处置’为词，实则雁过拔毛，无利不往。如办一纸文书，大城一日可毕，小邑必令你三番五次往返，非塞以‘辛苦费’不得行。二曰‘以权谋私’无度。或强令商贾从其指定之供应商购货，价高质劣；或借‘巡检’‘稽查’之名，勒索酒食，稍有不遂，便寻隙刁难。三曰‘办事昏聩’误事。彼等不谙商法，不晓流程，每遇一事，或推诿扯皮，或胡乱裁决，令商贾无所适从。吾曾见某县丞，将‘契税’与‘营业税’混为一谈，责令商贾重复缴纳，商贾争辩，反被斥‘抗官’，下狱数日。此等昏官，于小邑非鲜见也。”

第四章 城乡权衡 体用之道

李某沉吟曰：“听公所言，小邑之弊，诚足畏也。然大都地价高，人工贵，若企业根基初立，财力有限，何以支之？”

王某抚掌曰：“孺子能思及此，可谓虑远。吾尝筹之：‘于大都立企，于乡邑经营’，此乃两全之策也。”

李某惑曰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王某曰：“夫‘立企’与‘经营’，可分而治之。所谓‘于大都立企’，乃注册于大都，设总部于通衢，以享大城之政利、资讯、人才之便。譬如注册于金陵，则税务、法务、工商等事，皆可依规范办理，无暗箱之扰；设总部于大都，可聘精于会计、律法之人才，以理内政；又可近观市场动向，与同行切磋，得风气之先。”

“所谓‘于乡邑经营’，”王某指窗外乡野，“乃将生产工坊、仓储等置于地价低廉之乡村。今水陆交通渐便，物料运输、成品外销，虽处乡邑，可通大都。且乡村人工成本低，原料易得（如汝欲办织染坊，乡邑多产棉麻），正可利用其利。如此，总部居大都，掌政令、财务、营销之枢；工坊处乡野，司生产、仓储、物流之务，是谓‘体用分离，各取其长’。”

李某击节称善：“此计大妙！既避小邑之苛政，又享乡村之成本，复得大都之便利，真可谓一举三得！”

王某颔首：“然更有一要：于大都立企，需选‘政清人和’之地。如金陵、苏杭、临安等，不仅官府专业，且商贾云集，形成规模之利。彼处有商会、有公所，商贾遇有不公，可联名申诉，官府亦重商誉，不敢轻慢。若于小邑，商贾势单，一遇官吏刁难，便孤立无援，此亦大都之优势也。”

遂又言：“吾尝见一徽商，于杭州注册茶行，于皖南山区设茶山、茶坊。杭州总部掌茶引、关税、外销合约，山区工坊专事采摘、炒制。遇有税务疑问，杭州司吏明法以告；遇有山民纠纷，茶行以大都之规约示之，地方官吏亦因茶行注册于省城，不敢过分刁难。数年之间，其业大盛，此即‘城企乡营’之明证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