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章 唐宋八大家的的史墨留香
公元1057年的春天,汴梁城的柳丝刚染上嫩黄,礼部贡院的围墙上却已爬满了窥探的目光。这一年的科举主考官是欧阳修,一个留着八字胡、笑起来眼睛会眯成月牙的中年人。但此刻,他手里捏着一份答卷,眉头却拧成了疙瘩——不是因为文章不好,而是好得太离谱。
文章开篇写道:“当尧之时,皋陶为士,将杀人。皋陶曰杀之三,尧曰宥之三。”寥寥数语,如老吏断案般清晰,又似山间清泉般流畅,全然没有时下流行的骈(pian)四俪六、堆砌典故的酸腐气。欧阳修拍案而起,对同考官梅尧臣说:“此等文字,当避此人出一头地。”他以为这必是自己门生曾巩的手笔,为避嫌,硬是把这份答卷判了个第二名。
后来揭榜,众人方才惊觉,那篇震碎考官眼镜的文章,出自一个名叫苏轼的四川青年之手。而这场科举,不仅让苏轼、苏辙兄弟名动天下,更悄悄改写了宋代文学的走向——因为它标志着“古文运动”的全面胜利,也让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星光,开始照亮历史的天空。
要讲唐宋八大家,得先说说他们共同的“敌人”——骈文。这玩意儿可不是省油的灯,从南北朝时期就霸占文坛C位,讲究对仗工整、辞藻华丽,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,非得拆成两句,再塞进一堆典故。比如写春天,得说“春阳布泽,万物昭苏”,写下雨,得说“玄云垂幕,甘泽流滋”,看着挺美,读着费劲,实用性基本为零。
到了唐代中期,有两个文人率先看不下去了。一个是韩愈,人称“韩昌黎”,长得五大三粗,脾气也火爆,没事就喜欢跟人抬杠。他觉得文章就该像说话一样直白,能讲道理、办实事,干嘛非要穿金戴银装大款?另一个是柳宗元,字子厚,人称“柳河东”,虽然性格比韩愈温和,但笔头一样厉害。两人一拍即合,发起了“古文运动”,口号是“文以载道”,意思是文章得承载道理,不能光搞形式主义。
韩愈这人特能折腾,不仅写文章批判骈文,还身体力行写“古文”。他的《师说》里那句“师者,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,到现在都是老师们的口头禅。他还写过一篇《送穷文》,把“穷鬼”骂得狗血淋头,实则自嘲怀才不遇,语言幽默得像说单口相声。柳宗元则擅长写寓言和山水游记,《捕蛇者说》里“苛政猛于虎”的呐喊,《小石潭记》里“凄神寒骨,悄怆幽邃”的意境,至今读来仍让人拍案叫绝。
可惜,唐代的古文运动就像一阵风,吹过之后,骈文又卷土重来。直到北宋初年,文坛还是被一种叫“西昆体”的骈文变种统治着,代表人物杨亿、刘筠,写文章专爱掉书袋,一句诗里恨不得嵌三个典故,老百姓根本看不懂。这时候,另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——欧阳修。
欧阳修字永叔,号醉翁,晚年又号六一居士(一万卷书、一千卷金石遗文、一张琴、一局棋、一壶酒,再加他一个老头)。这人不仅文章写得好,还是个“伯乐”级别的存在。他当考官时,专门打压西昆体,提拔写古文的考生,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王安石,全是他一手发掘的。有人不服,在考场外骂街,欧阳修也不生气,只是淡淡一笑:“等着瞧,再过十年,看谁还写那些酸文假醋。”
欧阳修的文章,风格跟韩愈不一样,韩愈像烈酒,辛辣直白;他像清茶,温润平和。《醉翁亭记》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”,把被贬的苦闷写成了山水雅趣;《秋声赋》里“初淅沥以萧飒,忽奔腾而砰湃”,把秋声写得如临其境。他不仅自己写,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写,其中最出名的就是“三苏”和曾巩、王安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