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4章 烈士子女与法国逃兵(第2页)

王月生也是云南人，感觉老板娘的手法不似纯正的云南范，反而有些法式煎炸的做派。随口一问，老板娘居然大方地承认她男人是滇越铁路法籍勘测队逃兵。王月生好奇地问她男人是否在，想邀来聊聊。毕竟自己也在法国呆过不短时间。老板娘很无所谓地向茶棚后面喊了一句什么，一个裹着缅寺旧袈裟的男人从岩缝里钻出，他的左耳缺了半块，右颊留着被火燎伤的疤，操着夹杂法语尾音的云南土话向几人问好。

王月生后来既后悔又庆幸当时在茶棚多嘴问了一句，结果见到了老板娘的男人。庆幸是此人给了他一个契机，后悔的是，王月生没想到从这个男人口中听到了一个如此令人难以接受的故事。

这个男人叫保罗·杜兰，24岁，巴黎美术学院最年轻的风景画金奖得主。带着对“艺术服务于文明”的憧憬，被殖民政府宣传的“印度支那铁路复兴计划”打动。承诺的月薪500法郎相当于巴黎中产教师年薪。参与“东方文明工程”的荣誉，让他登上了开往西贡的蒸汽船。直到他站在北圻省嘉林渡口的泥泞中，看着监工用铁棍驱赶浑身赤裸的越南劳工扛起30公斤的枕木时，才意识到自己踏入的是人间地狱。

从广州招募的劳工被塞进竹编“猪笼”连夜运抵工地，每笼15人，窒息而死者被直接抛入红河。保罗在测绘途中撞见监工将逃亡者吊在桥墩上抽打，鞭梢浸过盐水的伤口渗出盐卤，逼得囚徒啃食同伴的烂疮皮充饥。

当地人在悬崖铺设轨道时，被要求用藤蔓绑住腰身悬空作业。保罗目睹一队广宁省壮丁因绳索断裂坠落，监工竟用他们的尸体作为桥基填充物，边码放边念叨：“这可比白人劳工便宜十倍。”

法国工程师发明了“活体测量仪”——强迫劳工保持特定姿势供绘图员取模，稍有晃动便用滚烫的铜尺烙烫锁骨。保罗的素描本里藏着这些扭曲人体的速写，某页边缘写着：“达芬奇画《维特鲁威人》时，可曾想过人体是这般被解构的？”

劳工每日配给1公斤大米，实为掺碎玻璃的陈粮，法国军医称之为“天然泻药”。保罗偷藏的米粒中混着半片带齿痕的人指甲——那是某个劳工临死前从米袋抠出的“蛋白质”。

工地医院挂着“仁慈十字”的招牌，实为细菌培养皿。患霍乱的工人被活体解剖，肝脏被制成“抗疟标本”寄回巴黎医学院。保罗的测绘工具包中，某把比例尺的刻度缝隙里卡着半截人类臼齿。

每日开工前，监工强迫劳工跪拜三色旗，高唱《马赛曲》改编的奴化歌曲：“我们卑贱的脊梁，托起法兰西的荣光！”保罗的速写本里，某幅水彩画用颠倒透视法描绘这一场景：飘扬的旗帜化作绞刑架，歌声凝结成裹尸布。

作为新古典主义信徒，保罗曾相信“建筑是凝固的史诗”。当他用丁字尺测量老街隧道时，发现墙壁嵌着上百具华工骸骨，头骨凹陷处嵌着铁镐头——这些是“效率提升方案”失败后被当作支撑材料的尸体。他连夜撕毁了为隧道设计的巴洛克式拱门草图，碎片被塞进越南劳工的烟枪里焚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