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4章 税制沉疴(第2页)

他穿越之初，为了尽快稳定人心，收拢民望，曾下旨免除天下田赋三年。但他当时便已留了一手——他只免了“赋”，却并未免除“税”！这看似微小的区别，却足以显示出他对国家财政的精准判断和长远考量。

在他看来，明代的“税”，其概念与后世的税制，既有相似之处，亦有极大不同。它并非完全是国家单方面的强制征收，很多时候，是与某种“有偿交换”或“特定服务”相挂钩的。比如，针对过往商旅征收的“商税”（关税、过税），针对官营店铺或特定商品征收的“课税”，针对官方借贷收取的“利息”，以及……各种名义上的“租赁”费用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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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对于“商税”的重要性，其实是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的！

洪武年间，太祖便已在全国范围内，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商税征收体系：在各府设立“税课司”，在各县设立“税课局”，在重要的交通要道、关隘、市镇，则设立相应的“分司”或“税卡”。整个体系，自上而下，层层管理，不可谓不严密！据史料记载，洪武年间，全国共设立了四百五十多处隶属于朝廷的商税机构！其征收上来的税银，皆统一解送至京师太仓，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。

当时商税的主要来源，有两大项：

其一，便是“塌房税”，也称“官店钱”。即由朝廷在各地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，兴建官方经营的客栈、货栈，所有过往的行商坐贾，都被强制要求必须入住这些官营塌房，并按照其携带货物价值的三十分之一，向朝廷缴纳税款。

其二，则是“市肆门摊税”。此税起于洪熙元年，后在宣德、正统年间，逐步推广于全国。即在城乡集市，对所有开设店铺、摆设摊位的商人、小贩，按照其经营规模和商品种类，征收一定比例的税款。甚至……连那些在城郊种植蔬菜、挑担进城贩卖的普通菜农，也要缴纳“菜园税”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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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太祖高皇帝苦心建立起来的这套商税制度，在经历了百余年的风雨之后，却早已是弊端丛生，形同虚设！
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势力的壮大，他们对朝廷征收商税的抵制情绪，也日益高涨。而那些本应代表朝廷利益的文官集团，其中许多人本身便出身于江南士绅商贾之家，或与地方商帮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。在他们的“支持”和“呼吁”之下，原本还算有效的塌房税和门摊税等主要商税，在万历朝之后，便已是举步维艰，几乎收不上来几个钱了！

中央朝廷收不上税，地方官吏却并未闲着！他们打着各种“合理”的旗号，巧立名目，滥征苛捐杂税，并将其中大部分都中饱私囊！这种官逼民反的行径，也直接或间接地，激起了无数的民变和地方动乱！

而朝堂之上的党争，更是对商税制度的败坏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魏忠贤等所谓的“阉党”当政之时，为了搜刮钱财，也曾一度加强过商税的征收，设立了许多新的税卡和税监。但他们此举，并非是为了充实国库，而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，其手段之酷烈，搜刮之民脂民膏，更是令人发指！这也使得“商税”二字，在百姓心中，几乎等同于“苛政”和“盘剥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