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6章 鞑虏南下(第2页)

面对这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，崇祯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政治斗争和军事威胁的、更加原始的恐惧。为了防止自己染上这可怕的瘟疫，他甚至开始采取一些在前世看来或许有些“迷信”、但在此刻却不得不尝试的措施。他摒弃了以往皇帝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，每日清晨坚持在御花园跑步锻炼，增强身体抵抗力；他又下令御膳房，改变饮食结构，多用清淡、易于消化的食物，并要求所有食材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。他甚至以“救治不力”为由，罢免了几位只会空谈“调理”、“固本”却毫无实际疗效的老御医，希望能找到新的应对之法。这种对个人身心的关注，在严峻的局势下，显得既必要，又有些悲哀。

皇帝的焦虑，也反映在整个京城的社会反应上。鼠疫的蔓延，让人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。那些有钱有势的富户和官员们，开始疯狂地抢购市面上所有据说能够“辟邪”、“防疫”的药材——无论是真是假，从昂贵的人参、犀角，到普通的艾草、雄黄，甚至是一些不知名的草根树皮，都被抢购一空。药铺的价格一日三涨，依旧供不应求。这种恐慌性的囤积，不仅未能阻止瘟疫蔓延，反而使得真正需要药物的普通百姓无药可用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。

崇祯也曾翻阅过往的记录，心情更加沉重。原来，这场瘟疫并非突如其来。自万历末年起，瘟疫便已在山西等地频频爆发。到了他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之后，更是愈演愈烈，从山西蔓延至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，京师也曾多次遭遇小规模的疫情，只是从未像这次这般凶猛。朝廷并非没有尝试过应对，但连年的天灾、战乱以及财政的崩溃，使得任何防疫措施都显得杯水车薪，效果不彰。

而如今，崇祯十七年的春天，这场持续了十余年的大瘟疫，似乎终于在京师达到了它的最高潮。每日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鼠疫，甚至出现了整户灭门的惨剧。城外的乱葬岗早已尸骨累累，城内则人心惶惶，士气低落。崇祯甚至不由得将此与历史联系起来：“难道……历史上李自成兵临城下，北京城几乎不战而降，也与这场大瘟疫导致守城兵力锐减、军民丧失抵抗意志有关？” 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。